神经根周围应用甲基强的松龙对腰椎间盘切除术疗效的影响

目的:探讨腰椎间盘切除术中在减压后的神经根周围应用甲基强的松龙(MP)对患者术后神经根性痛和神经功能改善的影响。方法:76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行小切口单纯髓核切除术,其中36例髓核切除后在减压的神经根周围以甲基强的松龙80mg浸润的明胶海绵覆盖(治疗组),另40例行同样手术,但在减压的神经根周围以生理盐水浸润的明胶海绵覆盖(对照组)。术前和术后6h、1d、3d、1周采用VAS法进行疼痛评分,术前和术后3个月采用JOA评分评估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情况。结果:治疗组患者在术后1周内的神经根性疼痛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或P<0.05);术后3个月治疗组JOA评分略高于对照组,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腰椎间盘切除手术时在神经根周围给予甲基强的松龙可明显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神经根性疼痛,但对患者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不显著。     

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或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

多年来对后纵韧带骨化（OPLL）症或脊髓型颈椎病的手术入路及术式选择一直存在争议,近年随着手术技术、手术器械、影像学及神经电生理技术的发展,其入路及术式选择再次成为争论焦点。本期编辑部邀请了在该领域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几位专家,就前入路、后入路及前后联合入路或术式选择问题进行了讨论。专家们以亲身临床实践为基础,以其治疗结果为依据,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阐述了不同入路和术式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就其适应证选择、禁忌证、手术风险、手术费用及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评估等方面做了论述,具有很高的参考性。希望各位同道阅读后,能结合自己的临床资料做出总结,或提出问题讨论,以便今后以循证医学准则做出结论,更好地推动其外科治疗的进一步发展。     

非融合技术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畸形矫形中的应用

目前,脊柱固定融合术仍是矫形手术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的标准术式,业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与临床数据体系。然而,脊柱节段运动功能丧失、脊柱应力传导改变、邻近节段加速退变等一系列的固定融合术“副作用”也接踵而至。近年来,非融合技术逐渐在青少年脊柱畸形矫形中尝试应用,力图在纠正脊柱力线的同时保留脊柱节段的部分运动功能,如AVBT技术等。本期个案报道中刊登了1篇“Dynesys矫形动态内固定术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1例报道”的文章,也反映了国内学者在该领域中勇于探索的精神和态度,但其临床应用的安全性、有效性及相关风险仍缺少客观的数据和理论支撑。因此,特邀部分专家围绕该内容展开探讨,以期为非融合技术在AIS畸形矫形中安全、规范、合理的应用提供思路与见解。     

腰椎棘突间分离装置研究进展

近年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脊柱融合技术可达到90％以上的融合率，但是一些研究表明，高融合率并没有带来期望中临床疗效的提高；而且坚强内固定和脊柱融合术存在一定潜在并发症，如增加邻近节段的退变、螺钉断裂等。另外某些腰椎疾患的治疗，如腰椎管狭窄症高龄患者的治疗、椎间盘源性腰痛的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单纯髓核摘除术后复发等问题对目前的腰椎疾患治疗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新问题、新挑战的存在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治疗理念,     

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手术选择之我见

多年来对后纵韧带骨化(OPLL)症或脊髓型颈椎病的手术入路及术式选择一直存在争议,近年随着手术技术、手术器械、影像学及神经电生理技术的发展,其入路及术式选择再次成为争论焦点。本期编辑部邀请了在该领域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几位专家,就前入路、后入路及前后联合入路或术式选择问题进行了讨论。专家们以亲身临床实践为基础,以其治疗结果为依据,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阐述了不同入路和术式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就其适应证选择、禁忌证、手术风险、手术费用及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评估等方面做了论述,具有很高的参考性。希望各位同道阅读后,能结合自己的临床资料做出总结,或提出问题讨论,以便今后以循证医学准则做出结论,更好地推动其外科治疗的进一步发展。     

重视颈椎融合术操作细节，合理开展颈椎非融合技术

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Fernstr等学者先后在临床开展了颈椎非融合技术,由于假体设计的内在缺陷等,上述尝试性工作并未形成序贯性研究及临床推广[1、2]。至本世纪初,随着Bryan、Prestige ST等假体的成功研发和临床应用,经过近十年的不断发展,颈椎人工椎间盘假体设计理念趋向成熟,颈椎人工椎间盘临床应用患者不断增加;而且早期的临床随访研究显示颈椎人工椎间盘置换（ADR）具有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逐渐成为治疗颈椎退变性疾病的重要临床选择之一[3~6]。理论上,与颈椎前路融合术相比,ADR可以有效降低邻近节段应力,降低或避免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但最新研究发现颈椎ADR术后仍然存在一定比例的邻近节段退变发生;而且由于人工关节自身使用寿命等内在因素,颈椎ADR后原手术节段的翻修率会明显增加[7]。另外,颈椎ADR术仍存在假体价格昂贵、操作过程复杂、假体MRI兼容性不足、手术节段异位骨化、自发性融合、远期疗效尚不十分明确等问题[8~10]。因此,对于以ADR为代表的颈椎非融合技术,不可过分追求,盲目开展;应在充分理解和肯定其先进治疗理念和优势的同时,充分认识和评估临床应用中的潜在问题和不足,对于临床指征明确的颈椎退变性疾病患者进行合理选择应用;同时加强临床病例的系统随访和评估工作,进一步积累临床经验。     

关于腰椎非融合技术的一点浅见

近年来,腰椎后方动态稳定技术发展较快,先后出现了以Dynesys、BioFlex为代表的经椎弓根动态稳定系统,以X-Stop、Coflex、Wallis和Diam为代表的棘突间撑开装置(IPD)以及较为新型的关节突关节置换装置。     

理性认识邻近节段退变，慎重开展颈椎混合术式

自20世纪50年代Smith和Robinson报道颈椎前路减压融合术（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and fusion,ACDF）以来,ACDF逐渐成为颈椎退变性疾病的主要手术方式之一。但近年来,颈椎前路融合术后邻近节段退变问题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此背景下,以颈椎人工椎间盘置换术（cervical artificial disc replacement, CADR）为代表的颈椎非融合技术应运而生,并取得了良好的短期临床治疗效果。对于多节段颈椎退变性疾病,有学者提出采用CADR与ACDF进行联合治疗,即Hybrid 术式。     

无骨折脱位型颈脊髓中央损伤综合征患者椎间隙前缘MRI异常信号分析

【摘要】 目的：探讨无骨折脱位型颈脊髓中央损伤综合征患者椎间隙前缘MRI异常信号的影像学表现及临床意义。方法：纳入2016年1月～2021年12月无骨折脱位型颈脊髓中央损伤综合征且伴单一椎间隙前缘T2加权像高信号患者50例（男34例、女16例）,年龄26~83岁（57.2±12.4岁）。根据对应区域T1加权像信号分为单高信号组（T2加权像高信号、T1加权像等/低信号）和双高信号组（T2、T1加权像均高信号）。收集两组病例一般资料,通过CT矢状位重建图像观察局部高密度灶及对应椎间盘和脊髓T2加权像信号变化,并对椎间隙前缘信号异常区域及邻近节段对应区域进行CT值测量比较。结果：本研究中单高信号组27例,男20例、女7例,平均年龄52.7±10.4岁（26～71岁）,受伤至影像学检查平均时间9.5±4.8d,致伤原因以交通伤（15/27,55.6%）最为常见;双高信号组23例,男14例、女9例,平均年龄62.6±12.7岁（32~83岁）,受伤至影像学检查平均时间8.9±4.6d,致伤原因以交通伤（9/23,39.1%）和跌倒伤（7/23,30.4%）相对常见。双高信号组年龄显著大于单高信号组（P=0.004）,两组受伤时间、椎间隙前缘异常信号分布节段均无统计学差异（P=0.455;P=0.975）。两组局部高密度灶的出现率虽未达到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2）,但单高信号组的出现百分比（9/27,33.3%）明显低于双高信号组（14/23,60.9%）。单高信号组对应椎间盘异常高信号出现率为55.6%,远高于双高信号组的21.7%（P=0.031）;对应层面脊髓异常高信号出现率两组分别为70.4%、30.4%,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05）。单高信号组椎间隙前缘信号异常区域CT值为125±66HU,显著低于双高信号组的232±163HU（P=0.003）;两组病例组内对比显示椎间隙前缘信号异常区域CT值均显著大于邻近椎间隙前缘CT值（P=0.038;P<0.001）;两组椎间隙前缘信号异常区域CT值与邻近椎间隙前缘CT值比值,单高信号组（1.3±0.7）显著低于双高信号组（2.7±2.7）（P=0.013）。结论：无骨折脱位型颈脊髓中央损伤综合征患者椎间隙前缘异常信号在MRI上可以分为单高信号（T2加权像高信号、T1加权像等/低信号）和双高信号（T2、T1加权像均高信号）改变。单高信号改变与椎间盘损伤、脊髓损伤更具相关性;而双高信号改变则提示局部存在以钙化为主的病理变化。     

关于Central cord syndrome临床界定及中文措辞的一点浅见

1954年Schneider等首次详细报道了Central cord syndrome（CCS），是临床最常见的不完全性脊髓损伤类型；多见于存在一定颈椎退变基础的中老年颈椎过伸性损伤患者，但也可见于颈椎高能量损伤的年轻患者以及脊髓内肿瘤、脊髓空洞症等疾病患者。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临床诊治观念的演变，创伤性CCS的临床发生率及手术干预比例较以往均显著增高。但回顾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多数研究存在CCS临床界定标准模糊、中文措辞过于多样化等问题，对临床循证证据的总结和学术交流造成了很大影响。借此专刊出版之际，笔者结合文献分析就CCS临床界定标准与中文表述浅谈一点个人思考，纯属抛砖引玉、以供广大同道讨论、指正。